【文/文春美】

1908年1月，满铁成立了“历史地理调查部”，白鸟库吉、松井等、池内宏、箭内亘、津田左右吉等东洋史学者都参与其调查研究，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等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日本近代东洋史学家的“满鲜史观”，强调朝鲜和“满洲”地区的不可分割性，试图从历史上证明“满鲜一体”，为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提供学理依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者致力于拓宽东洋学研究范围，深化对亚洲国别史研究，但对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的“满鲜史”研究成果，却很少进行深入的历史学研究和反思。旗田巍的《“满鲜史”的虚像——日本的东洋史家的朝鲜观》，系统阐明了日本近代东洋史学者的朝鲜史观，对“满鲜史”首次进行了批判。他对白鸟库吉、池田宏等人把朝鲜史与“满洲史”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归纳为“满鲜史”。

进入2000年后，又零星出现了一些针对“满鲜史”研究的批判性观点。泷泽规起认为，东洋史学者研究“满鲜史”，是为了向世人证明其“满洲”和朝鲜的“不可分割性”，证明日本侵略大陆是正当的。

国内学者关于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文静的《“满洲历史地理”的学术特征及观点倾向》，重点分析了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发表的《满洲历史地理》，指出这本著作的特征是突出历史上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对抗性关系，研究重心聚焦于塞外少数民族政权，认为历史上中原王朝对“满洲”地区的控制是暂时的，各民族争雄才是常态。

武向平的《满铁对满鲜历史地理“调查”及实质》，认为满铁的“历史地理调查部”名为“调查研究”，实为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图谋“满洲经营”。

郑毅、李少鹏的《近代日本知识人的满蒙史观研究——以稻叶岩吉的“东亚史观”为中心》，分析了稻叶岩吉的“满蒙不可分论”，认为在军国主义的狂热时代，稻叶岩吉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人为国家政治服务的一个代表人物。

赵薇的《“历史地理调查部”与白鸟库吉东洋史学研究》，指出白鸟库吉在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积累的学术经验，为他在日本近代东洋史上的学术地位奠定了基础，也为东洋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上述的学术史回顾中，可以大概了解到无论是日本史学界，还是国内史学界，大都对于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贯穿的“满鲜史观”进行了批判，但对于满铁先后出版的《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等著作的编纂框架、学术视角和分析史料的方法等问题都没有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

随着边疆史和地域史研究受到追捧，满铁留下的庞大资料再度受到重视。有些学者在使用这些资料的过程中，由于不加分辨地引用了这些著作的观点，使得二战前日本东洋史学者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殖民史观”得以借尸还魂。

正如日本学者上原淳道在《东洋史学的反省》中所指出的那样，“目前为止，研究东北亚历史的学者，清算日本历史学残余，即消除殖民地化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对满铁出版的《满洲历史地理》、《朝鲜历史地理》、《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等三部著作的文本分析，对贯穿在这些著作中的“殖民主义史观”即“满鲜史观”进行具体剖析。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一、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与“东京文献学派”的渊源

（一）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的设立

“满铁”的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日俄战争结束后，最初由沙俄修建的中东铁路的从长春到旅顺段转归日本所有，改名为南满铁路。1906年6月7日，日本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第142号敕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之要件》。11月26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东京成立，首任总裁是后藤新平，第二年公司总部从东京迁到大连。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中国被称为日本的“东印度公司”，也就是以公司的名义进行殖民统治，因此满铁也被称为殖民公司。除了拥有铁路外，满铁还拥有铁路两侧的16.7—3000米的附属地，总面积达到482.9平方公里。

后藤新平于1906年成为“满铁”初代总裁，他素有“大风吕敷”（意为“大包袱皮”）的绰号，因其大规模编制殖民开发和城市建设项目而闻名。在担任台湾总督府的民政长官期间，他投入大量资金和大批学者，对台湾的法律、文化、习俗、语言等古老习惯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以促进殖民地的发展。

后藤主张殖民活动必须遵循生物学原则，必须根据殖民的自然和人文特点制订发展计划。转任满铁总裁后，他继续发挥在台湾殖民统治的经验，专门组织了一批东洋学者研究“满洲”与朝鲜的历史和地理，并于1908年1月建立了“历史地理调查部”。白鸟库吉和他的学生，津田左右吉、箭内亘、松井等、池内宏、和田清以及内藤湖南的得意门生稻叶岩吉等都以研究员身份先后进入“历史地理调查部”。

后藤新平（1857—1929年）

所谓的近代东洋史，实际上是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东亚史，其后逐渐扩大到塞外史、中亚史和中西交涉史乃至亚洲史的全部，同时几乎囊括了除哲学之外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诸种文化层面。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不久，东洋史新概念也应运而生，这也意味着东洋史概念的出现与甲午战争有着密切关联，“东洋”成为一种停滞、落后、野蛮的文化符号。

白鸟库吉（1865—1942）一手创立了东洋史学，其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白鸟库吉把中国研究扩大到周边国家，立志“振兴”日本之东洋学，“使之达到甚至超过世界水准”。他在回顾自己东洋史研究的初衷时，就直言“为了不输给欧美学者，我们建立了规模很大的东洋历史学会，与实业家、政治家携手，提倡研究东洋根本的必要性。欧美学者在研究东洋史，尤其是在中国、蒙古、中亚等的历史研究方面具有权威。然而，在对满洲和朝鲜的研究中，仍有发展空间。所以我们日本人必须在欧洲人还没有涉足的满洲和朝鲜的历史地理方面，取得自己的成就”。

白鸟库吉的研究特色概括来说就是采用了西方近代方法。以往的日本学者多半深受国学者和汉学家的影响。白鸟库吉却运用了西洋近代的文献批判和实证考证等“科学方法”，从全新的视角对老问题做出新的解释。他以地理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知识为基础，通过考证地名、年代，研究战争史、政治史等，重新解释了东亚的历史、地理、种族、民族、语言、习俗、思想、文化等重要问题，成为日本在东洋史领域使用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研究方法的第一人。

早在1906年，在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的准备阶段，白鸟库吉就开始了朝鲜和中国各地的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并带回了5000余册的书籍和资料。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以白鸟库吉为首的东洋史学者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2卷）、《满洲大地图》、《朝鲜历史地理》（2卷）等一系列学术成果。

1913年12月，野村龙太郎担任满铁第三任总裁，他对后藤新平的“文装的武备”并不认同，副总裁中村雄次郎也认为“历史地理调查部”对“满洲”和朝鲜的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过于学术化，经济效益较差，这不符合满铁的营利目的，但承诺提供经费支持研究工作。因此，1915年1月，当“历史地理调查部”被撤销时，研究活动被转移到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满鲜史研究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

（二）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对“东京文献学派”形成、确立的影响

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对东洋史“东京文献学派”的形成和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在历史和地理调查过程中收集的东亚古籍典藏，以及购买的莫里逊文库（东洋文库），为“东京文献学派”的确立提供了保障。

第二，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形成了重文本考证和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促进“东京文献学派”的形成和建立。

第三，正是在满铁的保护下，东洋史受到足够的重视，得到官方（人力、物力）的全力支持，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研究体系，奠定了“东京文献学派”在东洋史上的地位。

第四，它培养和训练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形成研究梯队，这些人后来成为东洋史的重要学者。他们出版了与“满鲜史”有关的书籍，推广并普及了“东京文献学派”的学术观点。如池内宏的《满鲜史研究》（5卷）、松井等的《东洋史讲座》第4卷（《清初至现代》）、《东洋史讲座》第8卷（《满洲民族盛衰时代》）、《东洋史讲座》第9卷（《新支那时代》）、《东洋史精粹》等。